分类: 凝神聚“胶”

赴巴塞罗那参加EANS年会

2023年的9月23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欧洲神经外科协会年会。

此次大会以“神经外科和技术服务于人类”为主题,吸引了全球87个国家的2099名神经外科医生和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大会涵盖了神经外科的最新进展,共有1600多篇会议摘要进行了交流,设立了34个分会场,348人次大会发言,以及15项大师课程。我有幸就“便携式超声实时引导高血压脑出血的微创治疗”这一主题进行了大会交流。

会议的议程丰富多彩,涵盖了神经外科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技术革新。值得一提的是,以超声为代表的可视化技术在会议中占据了重要的议题位置。可视化技术的专题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显示了这一技术在神经外科不断微创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

会议期间,我对多种新兴技术有了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多系统的融合技术,即显微镜、术中导航和术中超声的实时融合,将三台设备连接成为有机的整体在术中使用,极大提高了手术的精准度和安全性。此外,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也在会议上展现了它们在未来神经外科实践中的应用潜力。这些前沿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内用来展示的内容,而是真真切切的成为了可以在临床引用的工具,这不仅展示了神经外科的技术进步,也为未来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

会议虽然是欧洲神经外科年会,但是也同样着眼于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神经外科发展。我非常荣幸地见证了EANS首届人道主义奖颁给了挪威的Knut Wester教授,以表彰他在埃塞俄比亚培训神经外科医生方面的贡献。这让我们想到了我们长征医院神经外科对于柬埔寨王家军总医院的持续11年的帮带,对于培训当地医生,传播神经外科技术,造福当地民众起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这次大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得以与领域内的多位前辈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与美国杜克大学神经外科中心的Fukushima教授,法国巴黎的Froelich教授以及法国的Sindou教授有了深入的交谈。每一位教授的见解和经验都让我受益良多,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随着会议的深入进行,我对于能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示和交流我们的研究成果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这次的海外交流不仅丰富了我的学术视野,也提供了与国际同行交流和学习的珍贵机会,让我感受到了神经外科领域的创新活力和无限可能。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类似的国际学术交流,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国际视野,为神经外科的发展贡献更多!

 

少突胶质细胞瘤,PCV方案和替莫唑胺,孰优孰劣?

为了研究少突胶质细胞瘤的治疗,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的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包括了1414例诊断为少突胶质细胞瘤WHO III级的患者,这些患者均接受了手术切除和化疗,其中部分患者接受了PCV化疗,部分患者接受了替莫唑胺化疗。结果显示,在未经调整的分析中,接受PCV化疗的患者的5年生存率显著高于接受替莫唑胺化疗的患者。然而,在考虑年龄和手术切除程度等已知预后因素的情况下,接受PCV化疗和接受替莫唑胺化疗的患者的总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

这项研究的结果与另一项大型国际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所支持。该研究比较了在具有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的患者中,接受联合化疗和放疗与接受单独化疗或放疗的患者的生存情况。在随访5年后,接受联合化疗和放疗的患者中,接受PCV化疗和接受替莫唑胺化疗的患者在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两项研究的随访时间较短,无法得出长期生存比较的结论。

综合以上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与替莫唑胺相比,PCV化疗似乎可以提高无进展生存期,但总生存期相似。然而,尽管存在更多支持使用PCV化疗的出版证据,但临床实践中更常用的是替莫唑胺,近十年的报告显示71%至88%的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接受替莫唑胺作为一线化疗。这种选择替莫唑胺的原因包括其口服制剂和良好的毒副作用概况,包括低风险的骨髓抑制。

 

文章信源: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113249/

【最新进展】EANO指南 | 成人胶质瘤、神经元肿瘤等的分子检测以及靶向治疗选择

文献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neuro-oncology/advance-article/doi/10.1093/neuonc/noad008/6985907
目前原发性脑肿瘤患者的治疗选择仍然有限,尤其是在放疗和/或化疗后出现肿瘤进展时,需要对患者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再考虑进行治疗,大部分患者再次进行手术/放疗/化疗具有一定的困难。精准肿瘤学通过获取患者肿瘤组织的特定分子的表达水平,综合患者身体情况以及已经接受过的治疗等,给予患者含分子靶向治疗在内的更多治疗方法。目前随着多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患者脑肿瘤中的分子改变可以被检测出来,但针对这些分子改变所做出的靶向治疗结果仅停留在基础医学研究层面,还未有临床试验证实其所能够带来的具体临床意义。
为了帮助确定可能受益于精确肿瘤学方法的脑肿瘤患者,欧洲神经肿瘤学会(EANO)在2023年1月12日线上公布了本指南,旨在为患者是否进行预测性分子检测以及治疗提供基于证据的建议。但未涵盖WHO 2021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的所有肿瘤类型,侧重于胶质瘤和神经元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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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人胶质瘤、胶质神经元及神经元肿瘤中已发现的靶标分子及其对应的ESCAT评分
分子表达水平改变检测:
如何检测?
分子检测策略取决于肿瘤本身特性、患者临床特点、是否有相关临床试验以及患者所处的医院水平。
在某一分子改变频率较高的某些肿瘤中,可以使用特异性较强的分子检测方法(如诊断毛细胞星形细胞瘤中是否有BRAF融合),如免疫组化染色。但在大多数成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由于肿瘤的异质性较大,具有特异性的分子靶点较少,则需要使用能够检测多种分子变化水平的方法(如在没有进一步治疗选择的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或在没有既定治疗方案的罕见肿瘤类型中),如下一代测序(NGS)可同时评估多个靶点,优于更为耗时耗力且更为昂贵的特异性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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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检测?
许多潜在的靶点的确可能存在,但要么比较罕见,要么没有已经发现的临床意义,或是二者都有。对于罕见的靶点,由于药物的有效性比较有限,分析药物的治疗性更为复杂,因此测序有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如果某分子表达水平的改变未得到公认的靶向治疗价值,但对临床具有潜在的指导治疗的意义,则可以考虑尽早进行测序并进行靶向治疗,如具有BRAF p.V600突变的节细胞胶质瘤及多形性黄色星型细胞瘤。
总的来说,当患者已用尽各种标准治疗方法并且还需进一步治疗时,可以考虑对未经FDA批准的靶点以及实验性的靶点进行分子检测并进行靶向治疗。检测时应尽可能从最近时间点的肿瘤组织样本中进行检测,因为分子的变化很有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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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如何在临床试验中记录试验结果。美国医学遗传学学会2015年指南、2022年临床基因组资源联合建议(ClinGen)、癌症基因组学联合会(CGC)和癌症联合会(VICC)的建议;2017年美国分子病理学协会、美国临床肿瘤学学会和美国病理学家学院的建议
潜在的分子靶点
本指南详细描述了BRAF; NTRK; FGFR, mTOR/TSC1/TSC2; EGFR; MET, CDK4/6, ALK, NF1, PDGFRA, ROS1和MDM2/4的临床相关性,因为它们在成人胶质瘤、胶质神经元和神经元肿瘤中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此外,还讨论了高TMB(tumor mutantion burden,肿瘤突变负荷),HDR(homology directed repair,同源介导的双链DNA修复)缺陷,POLE基因突变和MMR(mismatch repair,错配修复)缺陷的临床意义。尽管目前正在进行IDH的靶向试验,但在这里没有考虑纳入IDH。
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仅限于“针对每项变更的分子的测试和治疗的综合建议”,补充文件中具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且该补充是本指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补充文件见原文链接)。在实际考虑是否要进行测试和治疗时,应参考该补充文件。图1概述了不同分子改变在不同肿瘤类型中的频率以及其对应的ESCAT评分。表4总结了每项靶点分子的ESCAT评分及对ESCAT评分 I或II的患者治疗的ESMO-MCBS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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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欧洲医学肿瘤学学会(ESMO)分子靶点临床可操作性量表(ES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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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ESMO临床获益量表(MCBS)示例:在“孤儿病”的单臂研究中观察到的获益评估量表。5级和4级表明临床疗效显著
临床效益等级的最终调整原则
如果有≥30%的3-4级毒性影响日常健康,则降低1级
如果生活质量提高,升级1级
⭐靶点分子检测和治疗的综合建议
一、Ras/MAPK通路
1.BRAF突变
患有节细胞胶质瘤、多形性星形细胞瘤WHO 2-3级、弥漫中线星形细胞瘤(间脑、脑干)的青少年患者,术后应检测BRAFp.V600E突变。毛细胞星形细胞瘤应检测是否有KIAA1549::BRAF的融合,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则手术后需要针对其他BRAF改变进行测序及对应的靶向治疗。
约50%的IDH野生型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携带有BRAF的改变,与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中BRAF的改变类似。一些具有胶质母细胞瘤特征且具有BRAFp.V600E突变的肿瘤在进一步研究之后被重新划分为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这些肿瘤常位于颞叶内侧。
在美国,经过标准治疗复发后的具有BRAFp.V600E突变的胶质瘤患者应考虑接受dabrafinib(达拉非尼)/trametinib(曲美替尼)治疗,而欧洲及其他国家还未注册此治疗方案(ESCAT 1B; ESMO-MCBS grade 3)。具有低级别组织学特征的BRAFp.V600E突变的脑肿瘤在药物的应答率和持续作用时间方面会有更好的效果,在这些少见的疾病中,由于缺乏前瞻性临床试验,故其没有标准的治疗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在这些疾病中针对BRAF或BRAF/MEK预先进行靶向治疗,但最好在临床试验中进行。KIAA1549::BRAF融合阳性的毛细胞星形细胞瘤患者在进行标准治疗后复发,应考虑入组MEK抑制剂或II型RAF抑制剂(ESCAT IIIA)的临床试验进行治疗。
2.NF1突变
目前不建议对成人弥漫性胶质瘤患者进行体细胞NF1突变的检测(ESCAT IIIA)。在已进行标准治疗方案后且临床试验可以入组的情况下,复发的具有H3-K27改变的弥漫中线胶质瘤、胶质母细胞瘤以及NF1突变频率较高的肿瘤(例如具有纤维化特征的高级别星形胶质瘤、具有多形性和假乳头样特征的高级别胶质瘤、以及玫瑰花环形成特征的胶质神经元肿瘤)中,应考虑对NF1突变进行检测(ESCAT IIIA)。在接受了标准治疗方案后病情仍进展的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患者中,如有临床试验可以入组,则建议行体细胞NF1突变的检测(除非已明确有BRAF的改变或已确诊为I型纤维瘤病)。
二、生长因子受体
1.ALK改变
已发表的研究表明,ALK融合或突变在绝大多数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不能明显改变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但在新生儿群体中极罕见的端脑胶质瘤除外。故成人和绝大多数儿童型中枢神经系统只有在接受过标准治疗且疾病进展的情况下,才能够入组ALK改变相关的临床试验中进行靶向治疗。
2.EGFR基因改变
EGFR基因扩增是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诊断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即使在缺乏典型组织学特征的情况下也可以为诊断提供较为有力的证据。此外,EGFR突变或EGFR扩增可以作为H3-K27改变的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EGFR突变亚型的生物学诊断标志。
然而尽管有大量的临床试验以研究EGFR抑制剂、抗体、抗体药物欧联物以及疫苗在胶质瘤患者中的疗效,但至今没有一项临床试验显现出较好的临床活性(ESCAT X)。因此建议在如今尚未研究/研究不足的疾病中(包括具有影响酪氨酸激酶结构域的基因改变的罕见病例,例如具有EGFR突变和H3-K27改变的丘脑弥漫性中线胶质瘤中)(ESCAT IIIA),或具有新作用机制(或新组合)的药物中进行EGFR改变相关的临床研究。除了当前WHO诊断需要对EGFR改变进行常规检测外,其应仅限于已接受标准治疗,拥有良好的一般状态以及有可用的临床试验的患者进行检测。
3.FGFR基因改变
FGFR代表胶质瘤和胶质神经元肿瘤中的ESCAT IIB靶点,RGNT(菊形团形成性胶质神经元肿瘤),毛细胞星形细胞瘤,DNET(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肿瘤)和弥漫中线胶质瘤都应进行FGFR1突变的检测。FGFR1::TACC1融合可存在于大多数神经细胞肿瘤中,它们可用于支持诊断。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应注意与FGFR1::TACC1融合相关的组织学特征。FGFR3免疫组化阳性可用于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的预筛选,且阳性病例应进行FGFR1::TACC3融合的分子检测。已接受标准治疗但疾病仍进展的胶质瘤和胶质神经元肿瘤患者,如一般状态良好,并有可入组的临床试验,可考虑进行FGFR基因的检测,如果诊断出具有FGFR突变,应考虑进行靶向治疗。
4.MET/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ceptor改变
在成人患者中,MET的检测适用于复发的WHO 4级IDH野生型的胶质母细胞瘤,复发的WHO 3-4级IDH突变型的星形细胞瘤,H3野生型和IDH野生型的具有甲基化特征的弥漫性儿童型高级别胶质瘤,H3 G34突变的弥漫性半球胶质瘤,以及H3 K27改变的弥漫性中线胶质瘤中。在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里,如果已接受标准治疗但疾病仍然进展,一般状态良好,并且有可以入组的临床试验时,可以考虑针对MET基因的扩增、融合或外显子突变符合按标准纳入临床试验并进行治疗(ESCAT IIIA)。到目前为止,尚未报道少突胶质细胞瘤中与临床相关的MET改变。
5.NTRK融合
已接受标准治疗,一般状态良好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成人患者,可考虑对NTRK进行检测。NTRK融合可以在多种胶质瘤中被检测出来,但在婴儿大脑半球胶质瘤中更多得被检测出来。对于胶质瘤来说,NTRK融合的ESCAT评分为ESCAT IIB。对于复发的NTRK融合阳性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者,建议使用经批准的NTRK抑制剂进行治疗,并推荐在临床试验中进行。
在初次诊断出NTRK融合的胶质瘤患者是否在接受标准治疗之前就进行NTRK抑制剂的治疗这一点上仍存在争议,需进一步通过临床试验验证。
6.PDGFRA基因改变
PDGFRA p.K385L突变可作为粘液样胶质神经元肿瘤这一罕见疾病的诊断标志物。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H3 K27改变的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和IDH野生型的儿童型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中发现各种PDGFRA基因改变(高水平基因扩增和序列突变)的频率明显增加,在IDH突变的星形胶质瘤中频率较低。尽管有大量临床试验研究PDGFRA基因改变在胶质瘤患者中的疗效,但没有一项有令人可喜的结果(ESCAT IIIA)。因此本指南建议在已接受标准治疗,一般状态良好且有临床试验可用的患者中进行PDGFRA靶点的检测及相关治疗。
7.ROS-1融合
在患有胶质瘤,胶质神经元或神经元肿瘤的成年患者中,ROS-1融合是ESCAT IIIA 靶点,仅应在已接受标准治疗后有良好的一般状态且有可以入组的临床试验时考虑对其进行测序并进行靶向治疗。
三、细胞周期
1.CDK4和CDK6扩增
CDK4和CDK6扩增的检测对于胶质瘤,胶质神经元或神经元肿瘤的成年患者来说意义有限。在复发的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早期的临床试验中均未显示CDK4/6抑制剂的单一治疗的疗效(ESCAT IIIA)。故仅应在接受标准治疗之后,有良好的一般状态且有可以入组的临床试验时考虑对其进行测序并进行靶向治疗。
2.MDM2/MDM4基因扩增
在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发现MDM2/MDM4基因扩增的频率较高,一小部分MDM2扩增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未能显现出MDM2抑制剂的治疗效用,MDM2/MDM4抑制剂在其他实体肿瘤中也只显现出了有限的治疗效用(ESCAT IV)。因此MDM2/MDM4扩增的检测及靶向治疗只能在早期的临床试验中考虑进行,适用于已接受标准治疗且拥有良好的一般状态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3.TSC1/TSC2/mTOR改变
在明确诊断为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SEGA)的患者中,如无法进行手术切除,则使用mTOR通路抑制剂是标准治疗的其中一部分(ESCAT IA,ESMO-MCBS 3)。对于尚未确诊结节性硬化症和肿瘤组织学类型不明确的患者来说,建议在考虑该治疗前先确定TSC1或TSC2是否有突变。在结节性硬化症患者中,依维莫司可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症状。对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来说,只有在已接受标准治疗后仍有良好一般状态的患者并且有可入组的临床试验时才考虑对TSC1/TSC2/mTOR改变进行测序并进行靶向治疗。
四、基因组稳定性改变
1.H-TMB、DNA MMR和DNA HDR改变
在新诊断的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患者中,应考虑对较年轻的患者进行肿瘤突变负荷、DNA错配修复和DNA聚合酶校对缺陷改变进行检测。对于具有异常组织学特征或分子特征的肿瘤(例如具有严重多形性和/或巨细胞特征的肿瘤,不属于经典分子亚型的肿瘤等),在进行检测之前,建议先进行遗传咨询。
在使用烷化剂治疗肿瘤后复发的患者中,高肿瘤突变负荷和DNA聚合酶校对缺陷改变的检测仅适用于IDH突变型胶质瘤,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开始时烷化剂治疗有效的患者以及有可入组的临床试验或抗PD1疗法可用的情况下(ESCAT III)。高肿瘤突变负荷的患者在进行抗PD1治疗时最好仅限于患者有良好的一般状态且能够入组临床试验时进行。
2. 同源介导的双链DNA修复改变
如发现同源介导的双链DNA修复改变,则应仅在已接受过标准治疗其一般状态良好的患者中考虑进行相关治疗,最好在临床试验中进行。对于包括IDH突变胶质瘤在内的其他脑肿瘤来说,PARP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只考虑纳入已接受过标准治疗其一般状态良好的患者(ESCAT I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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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常见靶基因改变及其ESMO分子靶点临床可操作性评分、在该靶点中具有明确或在基础医学层面研究有作用的药物、ESMO临床效益评分(MCBS)以及可考虑进行治疗的临床环境。ESMO-MCBS不适用于被视为ESCAT III的靶标,对于某些ESCAT II的靶标,ESMO-MCBS还未获得充足的临床数据支持
ESCAT简述:ESCAT I:治疗方法应被视为标准治疗;ESCAT II:在前瞻性临床试验中治疗被认为是优选的;ESCAT IIIC:需与患者共同讨论进行的临床试验。。
总结
现代肿瘤学具有可以检测出更多靶点基因的医学技术,然而在成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可以预测治疗获益的临床相关靶点数量依然有限,目前只有BRAFp.V600E突变有确凿的临床获益证据。在其他类型的肿瘤中显示明显疗效的靶点缺乏其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也拥有同样疗效的临床证据。因此在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对符合治疗条件的患者进行治疗并记录试验数据是有必要的。已有一些数据初步表明FGFR改变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靶向治疗的效果有限,需要进行更多验证性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对于其他靶点的靶向治疗仍处于研究阶段,故仅限于在可用的临床试验中对患者进行治疗。
本文引用自神外前沿公众号,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MzNzM0OA==&mid=2651204451&idx=1&sn=750e5845e15991311fb8f862cd7bed12&chksm=bd1848c88a6fc1decd89ebb24419e1d4e018ab751b97ff1068e1467daaa084048790261ab787&mpshare=1&scene=1&srcid=0221hx2I0td0PbgTthwJThHd&sharer_sharetime=1676935925946&sharer_shareid=7abbd64f5bdb98c3310c37ab93ae94f7#rd

突破血脑屏障,新型AAV变体助力脑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遗传疾病的治疗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生物世界”,原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MxMzcyMg==&mid=2247637796&idx=1&sn=107321d7abc784d82517536623044d27&chksm=fbf82ff1cc8fa6e7c2ee327fc6c5d63fcb09cf3454b914af31fce40422b92cc3db63daddcfa6&mpshare=1&scene=1&srcid=1023Nm8NMK1JwwlNvQVBs6Qq&sharer_sharetime=1666498240173&sharer_shareid=7abbd64f5bdb98c3310c37ab93ae94f7#rd
相信大家对血脑屏障(BBB)这个名词并不陌生,通俗来讲,血脑屏障就是大脑的“大门”。大脑作为人体的“机密重地”,掌控着人体的多项重要功能,血脑屏障能够把血液中可能存在的毒素、病原体等有害物质拒之门外,保护脑组织的安全。
由此看来,血脑屏障对保持脑组织内环境的基本稳定,对维持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生理状态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但不幸的是,受到严格把控的血脑屏障也成为了阻碍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治疗的一道天堑。
2022年10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神经外科系 Fengfeng Bei 团队在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期刊在线发表题为:Variants of the adeno-associated virus serotype 9 with enhanced penetration of the blood-brain barrier in rodents and primates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报告了一种新型腺相关病毒(AAV)变体——AAV.CPP.16,在临床前动物试验中表现出比以前开发的运载工具更高效的递送效率,能够突破血脑屏障的限制,可用于治疗脑肿瘤(如胶质母细胞瘤)和中枢神经系统遗传疾病。
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在基因治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突破。基因治疗也逐渐成为当前最火热的新兴疗法之一,特别是腺相关病毒(AAV)已成为基因治疗的首选递送载体,也被公认为最有前景的递送载体。
在过往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腺相关病毒(AAV)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穿越血脑屏障,但通常情况下,AAV的这种穿越血脑屏障的递送效率较低,无法满足针对脑部的基因疗法的治疗需求。因此,Fengfeng Bei 团队致力于优化AAV,提高其越过血脑屏障的效率和传递药物的潜力。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为了改进现有的AAV,研究团队将目标锁定在细胞穿膜肽(CPP)——一组已知能够穿过生物膜(如血脑屏障)的短肽。研究小组收集了大约100种细胞穿膜肽,并将它们插入到各种AAV中,然后对这些重组AVV逐个进行测试,以寻找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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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脑屏障渗透型AAV变种的工程研究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不断优化,研究团队十分幸运地找到了答案——AAV.CPP.16。与常用的AAV9相比,AAV.CPP.16跨越血脑屏障的递送效率显著提高:在不同小鼠品系中提升约6-249倍脑部感染效率,在食蟹猴模型中也有约5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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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用的AAV9相比,AAV.CPP.16跨越血脑屏障的递送效率显著提高
紧接着,研究团队进一步检测了AAV.CPP.16的有效性,他们发现,AAV.CPP.16表现出较高的脑部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脊髓神经元的感染亲和力。在安全性方面,虽然静脉注射AAV.CPP.16仍可感染外周脏器,如肝、肌肉、心脏和背根神经节等,但并未引起显著持续性肝脏毒性反应以及背根神经节退化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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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CPP.16表现出较高的脑部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脊髓神经元的感染亲和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AAV.CPP.16具有较高的跨越血脑屏障的递送效率呢?研究人员发现,AAV.CPP.16并非通过破坏性方式,而是显著提高上皮细胞的转胞吞作用,从而跨越血脑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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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CPP.16显著提高上皮细胞的转胞吞作用,从而跨越血脑屏障
更重要的是,Fengfeng Bei 团队还探究了AAV.CPP.16作为基因治疗载体治疗恶性胶质瘤的潜力。使用AAV.CPP.16递送PD-L1的研究表明,相比于AAV9,AAV.CPP.16在恶性胶质瘤微环境中的递送效果提升约17.5倍,显著增加CD8+T浸润和IFNg分泌,减少了Treg细胞浸润,从而有效提升荷瘤小鼠生存率至75%,长期存活小鼠复发瘤模型存活率达到100%。
此外,AAV.CPP.16递送的HSV-TK1疗法结合腹腔注射GCV可以明显杀伤肿瘤细胞,减少肿瘤体积,并提高荷瘤小鼠生存率约至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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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V.CPP.16治疗提高了荷瘤小鼠的生存率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 Fengfeng Bei 教授表示,这项研究很令人欣慰,因为距离成功转化AAV递送药物通过人类血脑屏障更近了一步。这项研究也表明AAV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系统性药物递送工具,用于对抗胶质瘤或者其他有需求的中枢神经系统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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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feng Bei
Fengfeng Bei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目前是哈佛大学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神经外科系助理教授,他的实验室致力于开发AAV基因递送技术,目前正专注于突破血脑屏障。据悉,基于这项研究成果,他还成立了基因治疗初创公司 Brave Bio,该公司目前处于隐身模式,此前曾完成约5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通过筛选细胞穿膜肽与不同AVV的组合,获得了一种具有高效跨血脑屏障递送能力的AVV变体——AAV.CPP.16。在小鼠和食蟹猴中,AAV.CPP.16表现出较高的大脑与脊髓的感染亲和力,并在小鼠恶性胶质瘤模型中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研究为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等脑肿瘤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遗传疾病打开了新的大门。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1-022-00938-7

2022年最新版脑转移瘤放射治疗临床实践指南

引言
在癌症患者中,高达20%-40%的人会发生脑转移,由于其对神经认知功能、神经症状和生存状态的不利影响,对患者的生存有显著的影响。本指南更新了此前的ASTRO指南,反映脑转移患者的最新治疗进展,包括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如立体定向放射手术(SRS)和海马保护下的全脑放疗(HA-WBRT),以减少放疗的副作用;新的系统治疗方案,如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作为放疗的替代或辅助;以及更详细的评估患者生存期的方法,如分级预后评估。在考虑多个肿瘤及患者相关因素时,则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以患者为中心进行的决策过程。
本指南为十余年来针对脑转移瘤患者放疗策略的首次更新。在上次指南发布后,放射学与肿瘤学均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以SRS为代表的精准放疗技术、对患者放疗中整体神经认知功能的保护及其他新兴的系统性治疗方案,均对临床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基于循证医学重新统一评估针对不同肿瘤特征人群的放疗方式与剂量,和其他可能的替代治疗具有指导性价值。本指南将在后续临床实践中为脑转移瘤患者治疗流程的规范化提供重要参考。
适用范围
本指南限于由非血液学实体瘤引起的脑转移瘤患者的放射治疗管理。
在本指南的聚焦于脑转移瘤的放射治疗方案及其相关替代方案,具体系统治疗和/或外科干预的适当作用,在本指南中并未讨论。
关键问题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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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1: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单纯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手术(SRS)的适应症
推荐1.1 对于ECOG评分为0-2且不超过4个完整脑转移瘤病灶的患者,建议采用SRS。(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高)
多项研究比较了SRS与全脑放疗(WBRT),尽管在SRS或手术基础上加入WBRT可以改善颅内控制,但都不能提高生存率。
与单独SRS相比,SRS+WBRT后的神经认知恶化,生活质量更差。
推荐1.2 对于ECOG评分为0-2且有5-10个完整脑转移瘤病灶的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采用SRS。(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对于有5个或以上脑转移灶的患者的最佳治疗仍存在争议,缺乏针对该患者群体中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数据。
在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JLGK0901)中,与2-4个脑转移瘤患者相比,有5-10个脑转移瘤的患者接受SRS治疗后生存时间具有非劣性,且两组患者在神经功能恶化、复发、挽救性治疗(重复SRS或WBRT)、短期精神状态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上无差别。
推荐1.3 对于病灶直径<2cm的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建议使用单分割SRS,剂量为20-24 Gy。(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中)
实施说明:如果选择多分割SRS(如V12Gy>10cm3)(见关键问题4),可以选择3次分割27 Gy或5次分割30 Gy。
推荐1.4 对于病灶直径2-3cm的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剂量为18 Gy的单分割SRS或多分割SRS (如3次27 Gy或5次30 Gy)。(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推荐1.5 对于病灶直径3-4cm的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多分割SRS (如3次27 Gy或5次30 Gy)。(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实施说明:
选择单分割SRS,可使用最高达15 Gy的剂量;
对于所有引起占位效应的肿瘤,无论肿瘤大小,建议与神经外科进行多学科讨论,考虑手术切除。
推荐1.6 对于病灶直径≥4cm的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手术治疗,如果手术不可行,采用多分割SRS优于单分割SRS。(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实施说明:由于证据有限,不建议对直径>6cm的肿瘤进行SRS治疗。
尚无发表的前瞻性研究根据SRS剂量和分割情况评估临床预后。
I期临床试验RTOG 90-05发现对于最大直径≤2cm, 2.1-3cm,3.1-4cm的转移瘤,最大耐受剂量分别为24,18和15 Gy。
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证明,在≤2cm的肿瘤中单分割SRS局部治疗效果较好,≥2cm的转移灶用单分割SRS治疗局部控制不良。
多分割SRS可显著提高局部肿瘤控制,降低放射性坏死率。多分割SRS的优势在大小为>3cm的肿瘤中最为明显。
当病灶位于关键结构附近或内部(如视器官、脑干)时,需要考虑对单分割或多分割SRS采用较低剂量处方(或照射区域不完全覆盖)。
单分割SRS的前瞻性研究排除了最大直径≥4cm的转移灶,故对于不适合手术切除的大病灶,建议多分割SRS;不建议对肿瘤直径>6cm的病灶行SRS。
推荐1.7 对于有症状且适合进行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的脑转移瘤患者,建议进行前期局部手术或放疗治疗。(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低)
推荐1.8 对于无症状且适合进行具有中枢活性的系统治疗的脑转移瘤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进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团队评估,决定是否可以安全推迟局部治疗。(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专家意见)
实施说明:推迟局部治疗的决定应考虑脑转移灶的大小、病灶位于脑实质的位置、转移的数量、对特定全身治疗的反应的可能性、能否获得密切的神经肿瘤学监测以及挽救性治疗的可能性等因素。
大部分评估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脑转移瘤的研究,都排除了有神经症状或需要使用激素的患者。对于有症状的患者,建议预先进行局部治疗(放疗和/或手术)。
无症状患者可以选择进行免疫治疗或具有中枢活性的靶向治疗,并延迟局部治疗。应考虑脑转移瘤的大小、位置、数量、系统治疗的预期缓解率和持久性、能否获得密切的神经肿瘤监测、颅外全身性疾病的负担以及有无能够提供适当的局部挽救治疗(放疗和/或手术)的设施。
关键问题2:对于已切除脑转移瘤的患者,术后单纯观察、术前SRS或术后SRS、WBRT的适应症
推荐2.1 对于已切除脑转移瘤的患者,建议进行放疗(SRS或WBRT)以改善颅内疾病控制。(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高)
推荐2.2 对于已切除部分脑转移瘤且残留病灶有限的患者,相比WBRT,更推荐SRS以保留神经认知功能和患者生活质量。(推荐强度:中;证据等级:高)
推荐2.3 对于计划切除脑转移瘤的患者,一定条件下术前SRS可以推荐作为术后SRS的替代治疗。(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所有脑转移灶切除后的患者都需要进行放疗。
与WBRT相比,局灶治疗(如术后SRS)神经认知功能恶化更慢和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发生风险更低。术后SRS已成为脑转移瘤全切和局限性脑转移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
术后SRS可引起一种新型的原位复发:结节性脑膜病。手术对肿瘤的干扰可导致肿瘤通过脑脊液播散,并发展为切除腔外的结节性肿瘤复发,影响患者生存期。
术前SRS作为一种潜在的策略正在研究中,以降低结节性脑膜病的风险,术前与术后SRS的回顾性对比分析显示结节性脑膜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且放射坏死率较低。但在临床实践中采用术前SRS需要放射肿瘤学和神经外科密切配合。
支持术前SRS和术后多分割SRS的数据目前仅限于非随机研究。
关键问题3:未切除脑转移瘤患者进行WBRT的适应证
推荐3.1 对于预后良好(使用经验证的脑转移预后指数评估)且不适合手术和/或SRS的脑转移患者,建议WBRT(如30 Gy/10次分割)作为主要治疗。(考虑全身治疗时,见推荐1.7和1.8)(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高)
基于众多临床试验对各种剂量方案的评估,WBRT被推荐为不适合手术和/或SRS的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
由于脑转移瘤患者的预后差异大,因此应使用脑转移预后指数来评估WBRT的疗效。
WBRT的推荐剂量为30 Gy/10次分割,较高的生物学WBRT剂量分级方案(如37.5 Gy/15次分割)增加毒性,但没有相应的获益。
免疫治疗或具有中枢活性的靶向治疗正在成为WBRT的替代方案。
推荐3.2预后良好的脑转移瘤患者接受WBRT时,建议采用海马保护治疗。(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高)
实施说明:在脑转移瘤靠近海马或存在柔脑膜疾病的情况下,不适合进行海马保护。
推荐3.3 对于预后良好的脑转移瘤患者接受WBRT或海马保护下的WBRT(HA-WBRT)时,建议加入美金刚治疗。(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低)
RTOG 0614发现在接受美金刚胺治疗的脑转移瘤患者中,远期记忆下降较少,同时神经认知能力下降明显变慢,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均较好。
在II期研究RTOG 0933中使用了HA-WBRT减少海马体辐射剂量作为神经保护策略。在III期研究NRG-CC001中,与标准WBRT相比,接受HA-WBRT的患者,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明显降低。
由于两项研究均排除了靠近海马或有柔脑膜的脑转移患者,因此这些患者可能不适用海马保护。
推荐3.4 对于预后良好且脑转移瘤数有限的患者,不建议在SRS基础上加用常规辅助WBRT。(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高)
实施说明: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颅内和/或当密切影像监测和额外挽救性治疗不可用时,可在SRS基础上加用辅助WBRT。
推荐3.5对于预后不佳的脑转移瘤患者,建议早期采用姑息治疗,缓解症状,加强照护者支持(推荐强度:强;证据等级:中)
实施说明:
应仅考虑支持性治疗(不进行WBRT);
如果进行WBRT,则首选短程治疗(如5次分割)。
多项随机研究表明,在局部治疗中加入WBRT可提高颅内控制率,但不能提高总生存率。
在多发性复发脑转移和/或脑转移进展速度很快时,应优先考虑控制颅内病灶。此外,使用局部治疗代替WBRT时,需要密切影像学随访(如第一年每2-3个月进行一次MRI),如不能获得密切随访,可考虑SRS加用辅助WBRT,建议剂量为30 Gy/10次分割,但这种干预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毒性。
对于预期预后不良的患者,WBRT与单纯支持性治疗相比可能无法改善预后。脑转移治疗后生活质量(QUARTZ)非劣效性试验中,WBRT+支持治疗组和单纯支持治疗组(口服地塞米松),两组患者在总生存率、生活质量或地塞米松使用方面无差异。
对于预后不良的脑转移瘤患者,合理的选择包括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以及对有症状的脑转移瘤患者进行短期WBRT(如20 Gy/5次分割)。
关键问题4:脑转移瘤患者使用WBRT和/或SRS发生症状性放射性坏死的风险
推荐4.1 对于脑转移瘤患者,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单次分割12 Gy的脑组织体积(V12Gy)不超过10cm3的脑组织。(推荐强度:有条件地;证据等级:低)
脑转移瘤患者单纯放疗的放射性坏死率相对较低,但SRS较高;多分割的SRS可降低放射性坏死率。
HyTEC报告,对于接受12 Gy单次分割SRS,总照射体积 (V12Gy)为5cm3, 10cm3,或>15cm3时引起症状性放射性坏死的风险分别约为10%,15%和20%。因此,建议将单分割放疗剂量V12Gy限制在5-10cm3
多分割SRS治疗脑转移瘤,接受3次分割共20 Gy(V20Gy)或5次分割24 Gy (V24Gy)的总照射体积保持在<20cm3,坏死或水肿的风险<10%,需要切除的放射性坏死风险<4%。
尽管报道有限且证据质量不一,某些靶向药物(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SRS的联用具有更高的放射性坏死风险(高出30%-40%);一些报告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SRS治疗的放射性坏死发生率同样更高。因此建议将SRS与系统治疗或免疫治疗结合时要谨慎。
总结与展望
自从上一版ASTRO脑转移瘤指南发布至今,10年来在对这一患者群体的管理上已有了巨大的进步。新的放疗技术如HA-WBRT被开发从而提高了治疗比例,SRS占据了更主要的地位,更新的系统治疗药物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中枢神经系统活性。治疗和管理决策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脑转移灶的数量、大小和患者状态)。许多治疗决策需要多学科的投入,特别是决定是否推迟挽救性的局部治疗(如SRS、手术),鉴于许多临床试验已明确了脑转移瘤局部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由于脑转移瘤管理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临床试验推动的,因此有必要继续开展包容性临床试验,在适当时采用更广泛的入组标准,从而评估不同的模式(如RT、影像、系统治疗、手术干预及其相互作用),并纳入有临床意义的试验终点(如生存期、认知功能、生活质量等)。最后,鼓励临床医生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为患者提供参与临床试验的机会。
本文转载自神外前沿,原链接如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MzNzM0OA==&mid=2651203899&idx=2&sn=4226780844c192bdeb76e720d3f3ba29&chksm=bd184a908a6fc3863897f6b534174c053152fa201f56744e32f989bdccd971d6dbfc7ecd223b&mpshare=1&scene=1&srcid=02068uA6f1ksFYTxAHHOylXV&sharer_sharetime=1675653584959&sharer_shareid=7abbd64f5bdb98c3310c37ab93ae94f7#rd

拉罗替尼对TRK融合阳性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疗效和安全性

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K)受体家族由TRKA、TRKB和TRKC组成,它们是分别由NTRK1、NTRK2和NTRK3基因编码的NTRK蛋白。TRK受体被其各自的配体激活后影响神经元细胞分化、生存和增殖、突触形成和可塑性、膜转运以及轴突和树突形成。拉罗替尼是第一类高选择性TRK抑制剂,被批准用于治疗TRK融合阳性的癌症患者。脑肿瘤方面,约2%的成人原发性脑肿瘤、5.3%的高级别胶质瘤和2.5%的低级别胶质瘤的儿童患者中观察到NTRK基因融合。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拉罗替尼对TRK融合阳性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共纳入两项临床试验:NCT02637687[SCOUT;I/II期]和NCT02576431[NAVIGATE;II期]。纳入标准均为原发性CNS肿瘤患者,无论其组织学和等级如何,对现有治疗有无反应,不适合标准化疗,或没有标准治疗方法。神经系统不稳定或快速进展的原发性CNS肿瘤患者不符合纳入条件。
共有33名携带NTRK基因融合的原发性CNS肿瘤患者入选。17名男性,16名女性。中位年龄为8.9岁(1.3-79.0岁);26名(79%)儿童(<18岁)。患者接受了大量的前期治疗,其中15名患者(45%)接受了2种或更多的治疗;28名患者(85%)接受了系统治疗。在研究截止时,33名患者均进行了客观缓解率ORR评估。28名患者在基线检查时有可测量的肿瘤,23名患者的肿瘤缓解由研究者根据RANO的直径乘积之和进行评估。另外5名在基线上有可测量肿瘤的患者采用RECIST v1.1评估,因为他们的目标病变不充分或难以进行RANO评估。其余5名可评估患者的基线靶点病变不能被RANO或RECIST v1.1测量,因此被排除在评估靶点病变大小变化之外。所有可评估患者的ORR为30%(n = 10),在高、低级别肿瘤中均有缓解,且与涉及的NTRK基因融合类型无关。在26名儿童患者中,ORR为38%。13名小儿高级别胶质瘤和7名小儿低级别胶质瘤的ORR分别为38%和43%。所有患者的最佳总反应为:3名患者完全缓解(9%;2名小儿高级别胶质瘤,1名小儿非胶质瘤;),7名患者部分缓解(21%;3名小儿高级别胶质瘤,2名待确认,3名小儿低级别胶质瘤,1名小儿非胶质瘤),20名患者病情稳定(61%),3名患者病情进展(9%;均为高级别胶质瘤)。所有患者的24周疾病控制率为73%。对于儿童患者,24周的疾病控制率为77%(高级别胶质瘤为69%,低级别胶质瘤为100%)。对于成人患者,24周的疾病控制率为57%(高级别胶质瘤为50%,低级别胶质瘤为100%)。在28名有可测量肿瘤的患者中,23名(82%)出现了肿瘤明显缩小(图1A)。
图1. A)有基线可测量的28名患者的靶病变大小的最大变化;B)所有患者的治疗时间和治疗效果(n = 33)
缓解的中位时间是1.9个月(范围是1.0-3.8个月)。在截止时,18名患者(55%)仍在治疗,15名患者(45%;6名成人和9名儿童)治疗期间出现疾病进展;其中4名在疾病进展后继续治疗。在16.5个月的中位随访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8.3个月,12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56%,24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42%。在16.5个月的中位随访中,12个月总生存率为85%,24个月总生存率为58%。治疗时间为1.2-31.3个月(中位:11.1个月)。在截止时,有15名患者(45%)停止了治疗,其中14人因疾病进展而停止治疗。
在33名患者中,31名患者(94%)出现了突发的不良事件(AE),其中13名(39%)出现了3或4级AE。20名患者(61%)出现了被研究者认为与拉罗替尼有关的AE;其中3名患者出现了被认为与拉罗替尼有关的3级或4级AE(γ-谷氨酰转移酶升高、高血糖、高钠血症、低钠血症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各一个事件)。与治疗相关的神经系统AE不常发生,且程度较轻(1级或2级),包括2名患者的记忆障碍和1名患者分别出现头痛、头晕、幻觉和烦躁。14名患者(42%)因AEs而需要调整剂量。没有患者因治疗相关的AEs而中断治疗。
拉罗替尼在TRK融合阳性的原发性CNS肿瘤患者中有效,这一人群对有效和可耐受的靶向治疗方案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在低级和高级胶质瘤患者以及非胶质瘤患者中观察到确切的疗效,且没有治疗相关的安全问题。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对成人和儿童原发性CNS肿瘤患者进行包括NTRK基因融合在内的可操作治疗靶点的扩展研究。
REF:Doz 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arotrectinib in TRK fusion-positive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mors. Neuro Oncol. 2022 Jun 1;24(6):997-1007. doi: 10.1093/neuonc/noab274. PMID: 34850167; PMCID: PMC9159442.
本文引自微信公众号《西北胶质瘤资讯》,原作者:陈凡 、王樑

靶向ZCCHC8-ROS1融合的胶质瘤治疗案例报道

文献来源:Papusha L, Zaytseva M, Panferova A, Druy A, Valiakhmetova A, Artemov A, Salnikova E, Kislyakov A, Imyanitov E, Karachunsky A, Maschan A, Hwang EI, Novichkova G, Packer RJ. Two clinically distinct cases of infant hemispheric glioma carrying ZCCHC8:ROS1 fusion and responding to entrectinib. Neuro Oncol. 2022 Jun 1;24(6):1029-1031. doi: 10.1093/neuonc/noac026. PMID: 35196386

 

 

在2021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CNS)分类中首次将儿童胶质瘤与成人胶质瘤分开推荐,并根据不同分子标志物将儿童胶质瘤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胶质瘤。其中在高级别胶质瘤中有一个亚型:婴儿大脑半球胶质瘤,这类胶质瘤的预后相对差,分子标志物为RTK变异(ALK、ROS1、NTKR1/2/3、MET)。其中ALK、ROS1等基因融合在肺癌中已经获批相应的靶向药物,但在胶质瘤中暂时没有药物相关的临床试验及用药疗效提示。在本文中展示2例具有ROS1融合的儿童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且这两名患者也使用了相应的靶向治疗。

 

患者1

女性,一个月,MRI显示一个界限清楚的左侧额顶实性肿块,考虑各方面原因选择观察,但在2个月内,肿瘤体积发生增长,进行了手术切除。对手术组织进行病理和分子检测,病理诊断为胶质瘤,RNA分子检测检出ZCCHC8-ROS1融合,综合诊断为婴儿大脑半球胶质瘤。患者在术后采用化疗方案,在化疗3周后出现肿瘤局部复发,随后进行手术切除,考虑患者检出ROS1融合,尝试使用恩曲替尼进行靶向治疗,在进行靶向治疗11月后疾病稳定,MRI显示无复发。

患者2

新生儿;出现头围增加和左侧偏瘫,MRI显示右半球有一个大的不均匀的肿块,有囊性成分和瘤内出血迹象。考虑各方面原因未进行手术或活检,在2个周期的化疗后MRI显示疾病进展。疾病进展后进行活检,对活检组织进行病理和分子诊断,病理诊断是胶质瘤,RNA分子检测检出ZCCHC8-ROS1融合。考虑到患者检出ROS1融合,采用恩曲替尼进行靶向治疗,在治疗3周后MRI显示肿瘤明显缩小,在使用5个月后患者疾病稳定。

ROS1基因融合在肺癌中检出率较高并已经获批相应靶向药物,胶质瘤中ROS1融合检出率较低,后续进行靶向治疗的报道目前依然有限,之前已报道的研究中,胶质瘤中检出ZCCHC8-ROS1融合的案例2例,其中有1例进行了靶向治疗。本文报道了2例分子检测ROS1融合阳性的儿童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靶向治疗疗效,表明了在胶质瘤中整合组织学和分子检测对患者的准确诊断和最佳治疗的重要性。

注:本文摘自阔然基因公众号。

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BRAF V600E突变胶质瘤Ⅱ期临床研究结果

在这项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BRAF V600E突变的胶质瘤研究中,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在高级别胶质瘤和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均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且安全性可控,有望成为BRAF V600E突变胶质瘤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法。

本文转自“阔然基因”公众号。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目前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结合放疗、化疗以及靶向药物贝伐单抗等方式治疗,但整体治疗有效率有限[1-3]。BRAF V600E突变见于约5-15%的低级别胶质瘤和3%的高级别胶质瘤,突变会导致MAPK信号通路持续性激活,促进肿瘤的发生[4]。相关研究表明BRAF抑制剂达拉非尼对BRAF V600E突变的低级别胶质瘤和高级别胶质瘤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5-6]。同时研究发现,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对携带BRAF V600E突变的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以及未分化甲状腺癌均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7-10]

1. 研究目的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整体治疗效果欠佳。本研究旨在评估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在携带BRAFV600E突变的低级别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11]

2. 研究方法

该多中心、单臂、开放标签的Ⅱ期临床研究(NCT02034110),自2014年4月17日至2018年7月25日期间,共纳入来自13个国家的27个癌症中心的58例胶质瘤患者,其中45例为高级别胶质瘤(31例为胶质母细胞瘤),13例为低级别胶质瘤。入组患者接受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达拉非尼每次口服150mg,每日两次,曲美替尼每次口服2mg,每天一次,直到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疾病进展或死亡。

主要研究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次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缓解持续时间(DOR)和安全性。

3. 研究结果

3.1 疗效分析

在高级别胶质瘤队列中,中位随访时间为 12.7个月(IQR 5.4-32.3),研究者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为33%(15/45),其中3例完全缓解(CR),12例部分缓解(PR);在低级别胶质瘤队列中,中位随访时间为32.2 个月(IQR 25.1-47.8),研究者评估的ORR为69%(9/13),其中1 例完全缓解(CR)、6 例部分缓解(PR)、2 例轻微缓解。

患者的客观缓解率

在高级别胶质瘤队列中,研究者评估的中位PFS为3.8个月(95% CI 1.8-9.2),中位OS为17.6个月(9.5–45.2),中位DOR为36.9个月(95% CI 7.4-44.2)。低级别胶质瘤队列的PFS、OS与DOR尚未获得。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生存曲线

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生存曲线

进一步对胶质母细胞瘤(GBM)亚组进行疗效分析,研究者评估的ORR为32%(10/31),中位PFS为2.8个月(1.8-13.7),中位OS为13.7个月(8.4-25.6)。

亚组治疗效果

3.2 安全分析

不良反应方面,接受治疗的58例患者中,54例(93%)出现了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疲劳(50%)、头痛(43%)、恶心(34%)。31例(53%)例患者发生3级或4级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疲劳(9%)、头痛 (5%)和中性粒细胞减少(5%)。22 例(38%)患者因不良反应减少了用药剂量,24例(41%)患者中途间断,5例(9%)患者永久停止服药。

不良反应

4. 研究结论

在这项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治疗BRAF V600E突变的胶质瘤研究中,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在高级别胶质瘤和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均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且安全性可控,有望成为BRAF V600E突变胶质瘤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法。

精准诊疗依赖精准检测,分子检测已成为胶质瘤诊疗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针对胶质瘤特异分子的靶向治疗是胶质瘤热点研究方向,阔然基因胶质瘤分型用药检测产品,全面涵盖BRAF V600E在内的多个文献报道与胶质瘤靶向治疗相关的基因,助力临床精准筛选靶向治疗有效人群,提高胶质瘤患者治疗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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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en PY, Stein A, van den Bent M, et al. Dabrafenib plus trametinib in patients with BRAFV600E-mutant low-grade and high-gradeglioma (ROAR):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single-arm, phase 2, basket trial.Lancet Oncol. 2022;23(1):53-64.

手机辐射,会增加患脑肿瘤的风险吗?

短短几十年时间,手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普及,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几乎形影不离,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也会放在枕边。

为了实现无线通信,手机需要发射射频波,由于手机在使用过程中靠近头部,它们发出的射频波可以春头几厘米厚的颅骨进入大脑,其中颞叶和顶叶暴露在射频波下最多。射频波会对生物组织产生热效应和非热效应,这导致一些人担心手机的电磁辐射可能会让人患脑肿瘤的风险增加。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也将射频波归类为“可能致癌”。

随着5G技术的推出和普及,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于手机增加脑肿瘤风险的担忧。但迄今为止,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回顾性调查,在诊断出癌症后调查他们的手机使用情况,这意味着这些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2022年3月29日,英国牛津大学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研究人员合作,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JNCI)发表了题为:Cellular Telephone Use and the Risk of Brain Tumors: Update of the UK Million Women Study 的研究论文。这项大规模研究显示,使用手机不会增加脑肿瘤的风险。

研究团队使用了一项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的数据(该研究招募了1935年-1950年间出生的所有英国女性的四分之一),在2001年,约有776000名参与者完成了关于她们使用手机情况的问卷调查,其中约一半参与者在2011年再次接受了调查。并与她们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记录链接,参与者平均进行了14年随访。

研究团队调查了手机使用与各种特定类型脑瘤风险的关系,包括胶质瘤、听神经瘤、脑膜瘤、垂体瘤。还调查了手机使用是否与眼部肿瘤风险相关。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

到2011年,大约75%的60-64岁女性使用手机,而在75-79岁的女性中,使用手机的比例略低于50%。

在14年的随访期间,3268人(占0.42%)患上了脑瘤。

从未使用过手机的人和使用手机的人发生脑肿瘤的风险没有显著差异,这包括大脑颞叶和顶叶区域的肿瘤,这是大脑暴露在手机射频波下最多的区域。

从未使用过手机的人和使用手机的人,患神经胶质瘤、听神经瘤、脑膜瘤、垂体瘤或眼部肿瘤的风险也没有差异。

那些每天使用手机、每周通过手机说话至少20分钟和/或使用手机超过10年的人,发生任何这些类型肿瘤的风险没有增加。

大多数人右手使用手机,但使用手机的人出现右侧脑肿瘤和左侧脑肿瘤的风险相似。

这项大规模研究数据进一步表明,使用手机不会增加脑瘤风险。这项研究不包括儿童或青少年,但有其他研究调查了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手机使用与脑肿瘤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同样表明没有任何关联。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jnci/djac042 

文章来源:生物世界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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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ields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和替莫唑胺治疗新诊断成人胶质母细胞瘤(GBM)

II期临床研究2-THE-TOP中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2.1个月,相比于历史配对EF-14研究中患者7.9个月明显提升。

关于2-THE-TOP研究

2-THE-TOP研究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的II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肿瘤电场治疗(简称TTFields)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和替莫唑胺治疗新诊断GBM成人患者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入组的患者接受了最大程度的肿瘤切除并接受了标准化放化疗。在完成放化疗后,患者开始每月一个疗程的替莫唑胺辅助治疗,并几乎同一时间开始接受肿瘤电场治疗。第二个疗程中开始进行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每三周给药一次,直至首次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或治疗满2年。

2022年2月24日,《临床调查杂志》(JCI)刊登了一项临床前研究。Dr. Tran研究组报告了,TTFields介导的细胞破壁能够激活免疫系统,触发抗肿瘤细胞反应,有望与现有免疫疗法联合治疗具有有限系统毒性的实体肿瘤。这些临床前发现为2-THE-TOP研究提供了机制原理。

基于中位随访时间16.8个月后的初步结果,比较了正在开展的2-THE-TOP研究中26例患者与历史配对III期关键性临床研究EF-14中接受TTFields联合替莫唑胺的26例患者。2-THE-TOP研究中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12.1个月,历史配对EF-14研究中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7.9个月(风险比=0.46, p=0.033)。2-THE-TOP研究中患者中位总生存期25.2个月,历史配对EF-14研究中患者为15.9个月(风险比=0.38, p=0.020)。

在2-THE-TOP研究的15例目标病灶可测量患者中,6例(40%)获得部分至全部缓解,8例(53%)病情稳定。

上述结论在第六届世界神经肿瘤学会联合会(WFNOS 2022)进行口头汇报。

信息来源:再鼎医药公众号